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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经济悲观的深层原因
李迅雷

中国步入重工业化后期：资本报酬率下降成为趋势

2011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9208亿元，同比增长13.24%，与2010年38.96%的净利润增速相比，大幅放缓。到了2012年第一季度，则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525亿元，同比下降1.6%。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固然有经济周期的因素，也有海外经济疲弱的原因，但更有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变化的深层原因。

未来CPI涨幅将超PPI：消费成本上升、企业盈余减少

研究美国、韩国的产业变迁可以发现，在重工业化的加速阶段，PPI累计涨幅都超过CPI累计涨幅，而到了重工业化的后期，CPI则超过了PPI。中国也已步入重工业化后期，故CPI也有望超过PPI。从今年前5个月中国CPI与PPI的走势看，似乎可以得到印证：尽管这两个指标都在回落，但PPI已经是负增长，而CPI涨幅还在3%以上。

对于重工业化后期CPI为何超越PPI，可以从就业人口比例下降的角度来解释，因为就业人口下降导致薪酬收入增加，从而带动消费。这同样可以参照日本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出现后，消费大幅增长的案例。而决定消费将主导经济增长的最大理由，还是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的模式确实已经到了末期。

重工业化由加速到减速，与城市化水平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过去十年，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人口迁移速度很快，但从去年起，外出农民工数量开始锐减，从2010年的800多万减至500多万。当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今后的上升幅度也开始放缓。同时，中国人口的增速明显放慢，且青壮年人口比重减幅更大。从参加高考的人数来看，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2009年降至1020万，今年则降至900万左右。经济增长本质就是人口现象，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此消彼长，或进一步改变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比重。

2009年起，劳动者报酬的快速上升，或预示着未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使得人工成本还将继续上升，这对推升CPI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后CPI将短期维持在3%或更高的情况下，服务类价格的上涨更值得重视，尤其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教育等行业的消费，都属于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消费升级的范畴，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保健养老的服务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将导致CPI中服务消费的价格快于普通商品的价格涨幅。

从中国过去20年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看，服务类消费的份额确实在提升，这与日本和韩国完全类似。目前，中国服务类消费大约只占消费总额的1/3左右，虽然这存在低估，但与美国服务类消费2/3的占比相比，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这轮结构调整中，无论是企业主还是老百姓，都会感受到赚钱难和消费成本上升的压力。

中国经济转忧为喜还需等多久

中国经济增速将下一个台阶已经没有太多疑问，原本在2008年就应该调整的步伐，被次贷危机所打乱，2009年中国经济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最终还是疲弱下来。因此，这轮经济结构调整可以看成是对过去十多年以房地产投资为主导的高增长的修正，应属于长周期（kuznets cycle)的范畴。若从2010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开始回落算起，则调整期可能覆盖整个10年代。从日美韩台等经济体的长周期调整案例看，十年的调整期也不算长，同时结构调整也不意味着经济会持续下滑，因为长周期中同时还包含中周期（Juglar cycle)和短周期（kitchin cycle)。中周期的见底时间最晚会在2014年，而短周期或库存周期，估计在今年下半年就应该见底了。

这意味着，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应该是一个浅U型，悲观的情绪会在下半年有所转好，但这样一个补库存周期对经济拉升的力度也非常有限，未来几年中国增速波动的均值大约在7-8%之间。但中周期的见底回升还是值得期待，中周期主要指设备投资周期，中国经济需要发展的地方还有很多，投资机会也很多，如区域经济的发展、集约化生产、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消费升级等还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投资应该从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模式向民间主导的模式转变。如果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所剩无几，但还有改革和创新红利，以及过去30多年经济高增长所积累并由政府掌控的巨额资源。

当然，要使中国当前的优势和潜力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还需要把握好时机和改革节奏，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本身已经包含了政策推动力。而要改变企业主和投资者的悲观预期，减少老百姓对未来通胀的担忧，在推进改革的力度上就需要超预期。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几代人以来，沿海城市温州的地下钱庄都是在中国金融系统的阴影下经营，在那些被国有银行忽略的角落经营业务。现在，它们终于合法了。

将温州私营钱庄变成更大、更成熟金融机构的必要性引起了全国各地专业人士的兴趣──他们受到了高薪工作的吸引。不过吊诡的是，这些工作机会并不在这些私营钱庄。

温州市五马街温州计划为108个工作岗位招聘人才，而多数岗位都是在国有企业和政府金融机构。一位学者说，这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由政府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招聘行动。据温州市委组织部说，自从3月下旬推出这个计划以来，已经有接近1,000人提出申请。空缺岗位包括市级金融机构的九个高级管理职位和13个中级管理职位，国有企业的17个管理职位，以及区域性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机构的69个职位。

在4月中旬《经济日报》上的一幅整版广告中，温州详细描述了很多岗位的待遇，其中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Wenzhou Co Ltd.)副行长一职年薪最高达到人民币100万元（合158,730美元）。

虽然招聘计划引发了媒体和求职者的很大关注，但在很多学者和专业人士看来，温州还需要成千上万名其他类型的金融专业人士，有没有条件吸引这些人前来，才是问题所在。

温州金融改革计划是在3月下旬启动的。之前出口放缓引发了一场地方性的金融危机，小企业贷款违约，当地银行控制放贷。国务院批准温州赋予民间融资合法地位并促进民间融资发展，实现资产管理专业化，并发展本地资本市场，以确保这个南方大都市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据人民网说，温州金融行业已有5万余从业人员，但其中多数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另外该网还说，考虑到温州打算到2015年将金融业打造成“支柱产业”，这个数量远远不够。

财经媒体《上海证券报》(Shanghai Securities News)报道，温州市委书记陈德容在4月25日的金融业改革大会上发言时说，到2013年底，温州将至少有100家净资产在400亿元的小额信贷公司，而现在温州只有28个小额信贷公司和30个农村信用合作社。

温州市经济学会前会长马金龙对中国杭州日报社旗下的《都市快报》说，温州的就业环境并不好，这里的生活水平和研究环境也都不具有吸引力。

与人们对中国政府组织的招聘的巨大热情相比，新成立的温州市金融研究院(Wenzhou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吸引人才的努力明显不成功。这个旨在为当地市场培养金融专业人士的研究院曾面向全中国打广告，希望招聘一位执行院长以及构成核心学术团队的八位成员。据研究院目前的“实际管事人”张一力表示，到目前为止只收到了区区20份申请，申请人的经验和资格也并没有令张一力感到满意。

张一力说，温州很难吸引到金融人才，更难吸引到高端人才。

尽管张一力发出如此感叹，但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是温州独有的。据《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道，上海在未来五年至少需要增加9万名专业人士，以实现到2020年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宏愿。长期以来，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一直抱怨称，缺乏合格的金融专业人才一直是限制其中国扩张计划的主要因素

或许，温州有关部门目前希望，初步招聘108名专业人士的计划日后会被证明是一个具有宿命意义的决定。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最初就有108位好汉在招募更大规模的军队与朝廷抗争之前在梁山聚义。问题是，今天的金融专业人士是会受到影响从而采取行动参与中国金融改革，还是会因要放弃北京和上海来到不那么国际化的温州而裹足不前。